作者｜陈奎德

六四断想——去国十七年……

1989年六月五日，上海。一个灰蒙蒙的早晨。我坐在赴机场的汽车内，绕过骑车重叠重迭的路障，亲眼目睹满街疮痍，遍地狼籍。由于交通瘫痪，路上竟然屡屡见到有自行车载着车跨路障的去机场的旅客。我的车左奔右突，总算又了虹桥机场，顶去美国探访学的飞机。从机窗回望家园，耳边似乎仍在回响这50天来亢奋的尖叫声和昨晚香港电视录像上的子弹爆裂声……。反机观舱之内，抵达最后寥无几，神情萧索木然，互不交谈。就是在这种五味陈的诡异异气氛下，我匆匆离开了那个充满狼烟的故国。



六月七日，两天后，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（当时叫华东化工学院，现名华东理工大学）接到北京三个衙门（国家教委、中组部、中宣部）联合下达的文件，指名不准我出国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在下我刚刚离国不久，难以返校恭敬从命了。

到底我的访学计划只有半年了。但是，归途已断……。

迄今为止，十七年了。没有料到，我再也没有踏上返乡。「故土变异国」。

回望前尘。六四前，从1987年末到1989年，我从复旦大学应邀去华化专辑并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所，兼主编《思想家》杂志。

1989年三月十四日，我在北京举办《思想家》杂志创刊座谈会，因国安骚扰破坏，引发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。在这次半座谈半流产的「会议」上，戴晴、苏炜等拉上我，征集了1 989年第三次知识界签名上书活动，即四十三名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联署活动。同时，戴晴也把她千辛万苦印成的关于反对三峡建坝的书牵扯到我们的《思想家》创刊号大家一起出去了。

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，北京学运突发然而起，我急急派遣所里的研究人员驻扎北京，就地观察，随时接触。因此，原定于4月30日应波士顿学院邀请赴美访问的计划，因学运之故，也因一所美国大学二五月份要来文化所访问之故，推迟到了六月五日。

六月四日晚，本所同仁聚会我家为我次日赴美送行，校长陈敏恒先生亦在座。酒酣耳热之夜，有人急遽而至，手持由香港电视节目录制下来的录像带，播放出来，竟是六月三日晚四日凌晨中共野战军屠城影像！枪声处，血流漂杵……

六四，作为一个蓦然的转折点，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一生的饮食习惯。

自六月五日飞离那血腥之死地后，一系列事情变接后续而至，一发不可收拾了：

1989年六月八日，应《波士顿环球报》采访，痛陈六四惨案。

1989年七月十三日，应刚参加虎口的严家祈、吾尔开希等人的邀请，我们前往巴黎参加为期一周的海外学人共商中国国是会议，见识了法国人当年的罗曼蒂克。他们拒绝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七月十四日200周年法国国庆亡观礼，而把我们这批流士请上了贵宾席。最令人泪流满面的第一方阵队伍竟是由中国人组成，他们簇拥着三块巨大的中国鼓，上面赫然大书六个汉字：“自由平等博爱”…… .. 。全场起立，掌声、泣声交混回响，久久难息……（当年那些热血法国人而今安在哉？）。

1990年1月，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，参加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》研究项目，主笔《民主中国》杂志。

1996年底，应邀主办自由亚洲电台《中国透视》节目至今。

2002年初，参与筹办中国信息中心，主编《观察》网刊至今。

…………

诸「罪」如此，我遂成故国的「不可接触者」，被拒之国门以外，直至，也整整十七年了。

我曾经千百次地想像过有朝一日归国时的情景心境，总是无法要领，难以拼出一幅具体的图像。但不期的，脑海中却突然冒出刘禹锡那首略蕴藏沧桑的七绝来：

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

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
昔日友朋，有弹冠相庆者，有门生遍天下者，有坐拥豪宅者，也有落寡寡合者。人各有运，各得其所，我无意也无权去物议有人臧否。只是，当问我，你不后悔吗？我很奇怪异发现自己的情绪是竟波澜不兴，心境很淡地回了两个字：面对面。

遗憾自然是有的，而且很深，不足为外人道。最痛者，是双亲在这段时间即将离世，不孝子我未能奔丧万里，扶棺哭灵，捧一抔之土，筑室守墓。双亲生前之暮年，我亦未能敬茶送饭，侍奉汤药。这是我身为人子最难释怀之处。然两老深明大义，倍捎来信息惊阻我探视之妄念。彼情彼言，没齿难忘。我只能叩首东拜，接领教诲，泪泪交流。

我自然明白询问者的好意，因为有人曾直率地指示我的选择「不划算」。意指你本有一个相当好的基础和位置，若不要过度执拗，就将如何如何，云云……。

我自问不是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，也不是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绝烟火。既生为常人，七情六欲自然难于超脱，亲情乡情亦时时流动绕于怀。然而，没有办法是，有些人伦的底线是然不可逾越的。我不能骗自己。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野战军在商场上滥杀无辜，还要仰人鼻息，假模假式地举手拥护；或者造一套理论说辞来安顿自己的良知，自欺欺人，换取灵魂的片刻安宁。

我更无法割舍的，是灵魂的真正宁静，是心灵无尘无埃无愧的坦荡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、良知与自由。

我无法长久地维系一个分裂的人格，时时活在面具背后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我无法长久地被框定于钦定的「语言和语法」内，用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，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装腔作势的一部「学术」论文和又言不由衷的「理论」专着，成为人见人爱不知所云的「学术权威」和「青年导师」，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垃圾。

我更无法忍受的，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袭人耳目的谎言宣传，那类小儿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，铺天盖地而来，日日轰炸，使你无可逃遁于天地之间。那是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双重侮辱。

…………

简言之，在我心中，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七年，但六四事件并未结束。它还没有进入历史，它还在等待正义。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，公开评判，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。论及六四，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，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。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。它仍然在等待「最后的审判」。 1989 ——仍旧是活着的现实。

质言之，只要六四事件还未获得公正审判，只要正义未张，一党垄断未亡，我对那片纸醉金迷的「人间乐土」就了无兴致。那不是我的故乡。

据说，北京当局最近非常关心国人道德，欲在中国推行正确的「荣辱观」，倡导「八荣八耻」。我只能直捷地说，免了吧，何须用如此复杂繁琐难于记忆的字句。什么是耻？六四，就是最大的耻，最大的罪。而六四的亡灵就是中国之荣。你们有了这一「荣辱观」，就一通百通了。

中国老话云：知耻近乎勇。特此郑重录下，并转赠中南海诸公。